引言：众所周知，在十七世纪前，中国在政治制度、技术、艺术、文学等多方面遥遥领先全世界。无论是《马可波罗传》还是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中的描述，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风物、社会习俗、科学工艺都使全世界为之惊叹。但到十七世纪后，以英国为首西欧诸国的开始了大航海时期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科学技术达到高速发展。最终在19、20世纪几乎以碾压优势横扫了亚洲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诸多国家，包括一直以天朝上国自称，长期保持全世界经济领头羊上千年的满清中国。这一切确实使人非常困惑，即中国在十五世纪前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工艺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但中国却直到鸦片战争都一直没产生近代科学呢？且中国长期以来的稳定繁荣、国力昌盛，宗教思想也不像欧洲那样广泛，每一代中华民族还有着勤劳智慧的先祖长期实践产生的理论经验积累。这些都理应使中国更先一步建立起成体系的近代科学，但我们知道这一切最终都并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

从地理上来分析，

中国东临广袤的太平洋和诸岛国，西临沙漠和青藏高原，唯一有的威胁在于北部的游牧民族（这也是中华文明的历来劲敌）。但毫无疑问，中华文化在游牧民族处学到的东西是十分有限的。事实上，从秦汉统一到鸦片战争，中国在东亚附近始终处于强国状态。适宜居住的温带气候、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人口、灿烂的文化，没有强大的海上外敌入侵，使中国的发展很容易变成主观“内向”。除了唐朝初期和明朝初期，国力极其强势，达到了“万邦来朝”的盛况。但安史之乱、土木堡战役这种有着一定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事件的发生毫无疑问会使文明再一次变得内向。

但仔细思考，

国家的统一、物资的丰富和文明的内向只能算是某种程度上科学发展的障碍而绝不会是根本原因，在阅读过一系列文献后，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封建社会整个国民的陈旧思想以及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上。

这个角度的切入点其实应该是容易想到的，即中国古代一直奉行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长期奉行“愚民政策”，奉行以君臣伦理道德关系和注重社会稳定、秩序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以维护封建统治，极大抑制自由的思想观念。认为其为不误正业，强调“学而优则仕”，将整个士大夫阶层都纳入统治辖区和等级体制内。这一切都极大阻止了“科学精神”所需要的“自主思考”能力。

慢慢地，权力的更迭与稳定而不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毕生致力。在这样的环境下，不管是是士大夫还是群众的自我思考都是极其危险且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长此以往，上层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极大资源达不到合理配置，完全被投入到权力的内卷内耗中；而下层全社会的思想又被儒家伦理道德观所控制，甚至到了封建后期锦衣卫等严格思想严格控制机构的出现，自主思考和理论创新完全失去合法性，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体失语，近代科学因缺少所需的理性、客观，成为无源之水无木之本。

最严重的是，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和“君臣父子”的儒家伦理思想早已在两千年的封建驯化中深入人心。西欧封建统治虽也存在过一段时间，但毕竟国家较小，且在帝王统治中仍然有 “教皇”这一宗教上的制衡力量存在，不像中国这样常年以一元政治体系为主。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政治中，稳定成为第一要务。社会虽然发展缓慢但由于体系巨大，仍可以依靠其内部协调分散危机，制约矛盾。

这样看来，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思考，大一统的专制统治虽然促进了文化交流融合，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物质的协调调度和外交上的统一强势，但也在某种意义上阻碍了思想的自由发展。反观春秋战国时期，虽诸侯割据，连年征战，但却产生了思想非常活跃、学派林立、角度多样的诸子百家现象。可见，自由理性客观和问题导向的思维模式，才可产生杰出的思想。而以稳定、专制、高度集权为主的封建统治，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伦理、君臣、中庸的普世价值观，磨去了知识分子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发展到封建后期，“八股文”的出现更是成为这一现象的顶峰。

但，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科学精神的种子吗？

我们知道，在《韩非子 显学》里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儒墨在战国时期大国纷争时并为世间显学，且因很多社会问题不能用儒家思想来解释。而主张“兼爱非攻”且在技术上精于实用的机械制造的墨家显然更符合社会需要。

但在国家走向大一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因十分顺应封建统治，成为唯一显学。且这一法宝后来也被历届统治者一再沿用，屡试不爽。但我们发现，除了春秋战国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清朝末年，墨家重新走上历史舞台。这两个时期都是战乱纷争，底层民众苦不堪言，儒家主流思想不再能解释这种苦难而受到普遍的怀疑。这时墨家崇尚的 “实用性”和逻辑性才显出其先进性。此时墨家逻辑思想短暂兴起一时，但就这短短一时，其强调演绎和公理化知识结构的思维模式仍造就了刘徽这种伟大的数学家和其伟大的数学著作。

事实上，在诸子百家中，唯有墨家思想注重实验和理论的结合。且非常善于使用一种从显而易见的源头处开始，进行反复思辨证明的过程，这与西方数学“公理定理”的证明体系非常相似。且墨家非常重视实验和逻辑推理，强调理性和抽象。我认为，这里其实就已经蕴藏着“近代科学”的种子了。毫无疑问，从现在的角度看，原“显学”墨家所代表的思想有着从“经验主义”到“逻辑推理”和“实验抽象”的性质了，它其实是诸子百家中最适合科学技术发展、最有生命力的思维方式。它的最终消亡不可或缺的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重大损失。

但，若还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史观角度思考，有”存在即合理“。墨家的消亡和儒家的完全地位也是在当时不考虑大变革情况下，历史必然的选择。甚至如果坚持实用主义而不是封建统治，国家容易被地方和个人掌握的技术爆炸和社会群体思想激进，理性务实很容易导致国家长期分裂。

在当时国家一统，儒家崇尚的中庸之道和君臣伦理，肯定是最适合封建统治的。而墨家思想身逢乱世尚可，但治世时无法承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功能。它虽固有逻辑、注重实用，但更多的是站在平民立场，甚至蕴藏着 “私有制”和反血缘宗法这一违反基本社会体系的思想。这种思想虽然“先锋”，但在当时的文化土壤上并不合适。故虽然墨家代表着科学技术的理性光辉，但由于它过于的“早熟”，违反了中国长期以来以家庭血缘为主的社会纽带的主流思想，且也没有提出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墨家跨出阴阳五行的中庸思想框架，讲求唯物，讲求“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平等思想，注定与君臣封建等级观念完全相悖。同时，墨家由于其“超前性”，甚至不能像法家那样与儒家成为 “一表一里”、互相补充的结构；也不能像道家与儒家那样以特殊的形式对立着（儒家讲有为，主大一统，道家讲无为，主小国寡民。儒道虽在价值观、处世哲学上相反，但却在内部都符合中庸和思维习惯，像是硬币的两面，是一种有机的对立统一）。但中国古代中儒家观念过于深厚与权力的过于集中，“权术”是大道而“技术”只是些旁门左道、雕虫小技。除了天文、农业、医疗、军事等方面因有着官方支持得以维持，其他方面几乎完全没有发展空间，墨家学说也被极力地打压在社会的底层。

所以，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故墨家虽有着与古希腊科学相似且相当的水平，但由于其超前性和与主流价值观相悖、与统治阶级需求相悖的性质，中途消绝几乎是必然。

同时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主道辅的思想核心其实还在于提升“仁义礼智信”这些个人修养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而墨家思想更像是解释这个世界的。它是一种客观意识的理性学科，核心在于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并提高人类驾驭世界的能力。细品，这，就是中华文化中科学思想的基石。

且从现在的角度细读墨家的经典，它在科学实践领域探索极广。从时空、运动、静止、物质结构这些角度都有涉及。最关键的是，它都是本着实践和理论结合、通过证伪求真的方法。这与近代科学中从客观现象中抽象事物本质的思想不谋而合。

但，再辩证思考一下。

或许，如果当时占领主导地位的儒家，不急着排斥墨家而是想着辩证地同化之，或许中国的科学发展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但这只是一种美好的远景。

事实上，令人遗憾的是，儒家也确实自始至终也没能将认知的视角从个人转化到自然界上.它过多地关心世俗社会的秩序和人伦运行的结构，最终沦落为了封建统治的工具。而中国古代的科学也因缺失墨家思想，一直以经验和臆断为主，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理性实验证明，难以产生新的理论飞跃。或者甚至可以说没有成体系的理论。

综上，经过以上反复地辩证分析，可以进行一个小的总结：

墨家的夭折虽几乎是必然的，但也是遗憾的。我认为它的消亡原因、背景能很好地解释“李约瑟难题”。墨家的失传或者说没有像道家那样被结合到儒家思想中去，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巨大损失。但毫无疑问，它代表的不仅是一门学说，而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不再总是关注个人、社会而是放眼自然，希望驾驭自然规律的勇气。